东南亚汇率风险分析(东南亚汇率风险分析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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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什么是外汇风险
案例7外汇风险案例：百富勤破产案
百富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Peregrine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成立于1988年底，由集团主席杜辉廉和董事兼总经理梁伯韬在香港创办。在短短的几年间，其业务已遍及亚太各地。该集团主要为客户提供各类型的综合投资银行及证券经纪服务。百富勤由最初3亿港元的资本发展成为拥有240亿港元总资产的跨国投资银行，在东南亚及欧美共设有28家分行，业务遍及证券、期货经纪、基金管理、投资融资、包销上市等。
1997年下半年爆发了涤荡全球的金融风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泰株、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吉特、印尼盾和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下跌，屡创历史新低。由于百富勤大量投资于东南亚市场，持有巨额亚洲货币债权，此番东南亚货币狂泻给它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同时汇市的动荡也带来了股市的暴跌，10月23日恒生指数由11700点暴跌至10426点，跌幅达到10.4％。10月24日，恒生指数略有反弹，但在10月28日恒指再次暴跌1438点，创历史纪录，收报9059点。从10月20日到28日，恒生指数在短短的几天里跌去4541点，跌幅达33.4％。若以香港股市7月3日的3000亿美元的市值计算，到10月28日已损失约1400多亿美元。作为从事证券业务的百富勤在1997年7月至10月的股票损失估计至少近10亿港币。
1998年1月12日下午5时，百富勤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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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题】20×7年1月，中华集团公司与美国某公司签订出口订单1 000万美元，当时美元/人民币汇率为7.20， 6个月后交货时，人民币已经大大升值，美元/人民币汇率为7.00，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该公司损失了200万元人民币。
这一事件发生后，该公司为了加强外汇风险管理，切实提升公司外汇风险防范水平，于20×7年3月召开了关于公司强化外汇风险管理的高层会议，总结本次损失发生的经验教训，制定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对策。有关人员的发言要点如下：
总经理陈某：我先讲两点意见：（1）加强外汇风险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2）外汇风险管理应当抓住重点，尤其是对于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的管理，必须制定切实的措施，防止汇率变化对于公司利润的侵蚀。
常务副总经理吴某：我完全赞同总经理的意见，在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的背景下，我们只要抓好生产，完成订单，利润就不够实现，而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再固守以往的管理方式，漠视汇率风险，必须对所有的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采取必要的保值措施。另外，总经理提出的加强折算风险管理的观点也十分重要，我们建立的海外子公司即将投入运营，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于折算风险进行套期保值，避免出现账面损失。
总会计师李某：加强外汇管理的确十分重要。我最近对外汇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金融工具还是比较多的，采取任何一种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汇率向有利方面变动带来的收益，外汇的损失和收益主要取决于汇率变动的时间和幅度，因此强化外汇风险管理，首先必须重视对于汇率变动趋势的研究，根据汇率的不同变动趋势，采取不同的对策。
董事长张某：以上各位的发言我都赞同，最后提两点意见：（1）思想认识要到位。自2024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此宏观背景下，采取措施加强外汇风险管理十分必要。（2）建议财务部成立外汇风险管理的小组，由财务部经理担任组长，具体负责外汇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
要求：
（1）题目中给出的汇率是采用的是直接标价法还是间接标价法？
（2）题目中的举例体现的是哪一种风险？
（3）从外汇风险管理基本原理的角度，指出总经理陈某、常务副总经理吴某、总会计师李某以及董事长吴某在会议发言中的观点有何不当之处?并分别简要说明理由。
【分析提示】
（1）直接标价法
（2）交易风险
（3）
——总经理陈某：
有关外汇风险管理重点的观点不恰当。
理由：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经济风险比折算风险和交易风险更为重要，因为其影响是长期性的，而折算风险和交易风险的影响是一次性的。
——常务副总经理吴某：
（1）对所有的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采取保值措施的观点不恰当。
理由：外汇资产和负债由于汇率变动可能出现增值或减值，这种增值或减值可能自然抵销，因此不需要对所有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采取保值措施。
（2）对于折算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的观点不恰当。
理由：减少折算风险的同时可能会增加交易风险，因此，如果折算风险不对现金流量产生影响，就不必对折算风险进行套期保值。
——总会计师李某：
（1）“采取任何一种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的同时，也就失去了汇率向有利方面变动带来的收益”的观点不恰当。
理由：采取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等金融工具避险，通过锁定汇率，可以回避汇率不利变化带来的损失，但同时也失去了汇率有利变化带来的收益，而采取外汇期权金融工具避险，既可以回避汇率不利变化带来的损失，又可以享受汇率有利变化带来的收益。
（2）“外汇的损失和收益主要取决于汇率变动的时间和幅度”的观点不恰当。
理由：外汇的损失和收益取决于三个因素：（1）受汇率变动影响的外汇敞口；（2）汇率变动对外汇资产和负债的影响程度；（3）汇率变动时间和幅度。
——董事长张某：
“建议财务部成立外汇风险管理的小组，由财务部经理担任组长，具体负责外汇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的观点不恰当。
理由：外汇风险包括经济风险、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其中经济风险涉及生产、销售、原材料供应以及区位等经营管理的各方面，因此，经济风险的管理超出了财务部门的职责，而是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通过调整企业经营策略和采取内部管理办法来达到管理经济风险的目的。
股市风险的探析
股市风险探析
观察中国股市风险，需要从结构上来把握，对风险的实际分布状态进行有效度量。可惜的是在本轮大跌之前，特别是当上证综指上摸4000点之后，各种恐高的声音再次响起。其中担忧风险激增，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的人有两大理由：一是股指涨得太快、太高；二是新股民太多、太盲目、太冲动，甚至有媒体把民工入市也当作股市过热的证据来调侃。这难道是判断风险的依据？股市风险固然可以从指数上看出一二，但那只是表象，在这表象后面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风险，是信息不对称、信息缺损与信息操纵风险。
中国股市本轮近20%的暴跌，经过十来天的反弹整理，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们现在还只是看到数百家公司股票连续跌停、市值损失上万亿元，如果我们还简单地认为，这是股票交易印花税惹的祸，或者真假“洋鬼子”忽悠出来的毛病，甚至还在暗自庆幸这是对新股民的一次很好的风险教育，而不作系统、深入、贴近实际的思考，那就有点不知教训，甚至白付学费了。从各类市场参与者在这场风波前后的表现，以及管理层与媒体的作为看，潜藏在中国股市中的内在与外在缺陷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那么这个市场的中长期风险就要比眼前的短期风险更大，更危险，也更有害了。
首先看内在风险。从结构上看，除了系统性风险外，在资本市场上最直接的风险是来自投资品自身的信息风险，也就是由投资品的信息残缺、延宕、非对称传布，或信息虚假、欺诈、操弄等造成的风险。以股票为例，股票作为投资品，其风险主要有公司治理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而所有这些风险都表现为公司信息及信息披露风险。尤其是那些与经营情况和盈利预期直接相关的信息，以违规或违法的方式在市场上做选择性传播，更是导致市场异动与投资者行为异常的直接原因。比如，近期杭萧钢构(19.59,-0.45,-2.25%)股价异动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信息非对称传播的危害。
除此之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股权分置问题虽然在短期内在股权制度上有了重大变革，并由此引发了市场由熊转牛的突变，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行为偏好，尤其是只注重自己那部分利益的习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彻底改变。大股东无视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与公司前途，在充分享有股权分置改革以前的那些特殊股权利益之后，又得到了本次股改带来的利益变现机会，这种一次性制度红利很可能扭曲大股东的行为，造成普遍的公司治理短期化恶果，比如大股东会尽可能地把短期业绩做好，或者制造利好题材，以配合大小非高价减持等等，若是这样一种结局，那么这样的股权分置改革将是可悲的，而中国股市的中长期风险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市场层面看，相对于其他风险，市场操作风险也许是最容易被投资者所感受的。因为随着股指的涨跌，股价的波动，操作风险也跟着起伏。如果我们撇开其他因素，单就市场操作来讲，通常有三大风险会直接呈现在所有投资人面前：一是估值风险，二是资金流量与流向信息风险，三是投资者博弈风险。从实际操作尤其是短线操作看，由于市场是凭实力说话的，因此拥有资金话语权的主力机构永远是市场的主导者，而中小散户多半都是群羊效应中的尾随者，根本无法与主力抗衡，因而市场操作风险主要取决于主力机构。
比如，前两年上证综指只有1000多点，主力对当时的市场不认可，股市照样走熊。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股市却已判若两人。可见对市场的估值，主要取决于主力的赢利预期。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对股市打压越低，吸筹越多，日后赢利才越高。而市场的这种估值风险，不仅表现在大盘上，更直接地表现为主力对个股与板块的操控上。这是其一。其二，对市场操作影响更大的是有关资金流量与流向的信息也受控于主力。因为主力资金不仅会影响股价，而且能隐蔽地把握与操弄资金流量与流向。这便构成了资金信息的不对称风险。另外，再从博弈关系看，市场上尽管散户很多，但能够动用各种交易手段来影响股价的，主要还是主力。所以只有主力机构才是市场的麻烦制造者，才是市场风险的策源地。而主力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关系着市场的中短期交易风险。
除了这两种内在风险之外，还有一种比较隐晦的风险，那就是中介与资讯服务风险。这是由券商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残缺与隐晦的不公正而造成的投资风险。这种风险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服务对象实施差别化服务。比如，对主力资金提供各种买卖便利，而对中小散户则缺乏包括理财指导与风险提示等在内的起码的市场服务；还有一种是对资讯产品实施差别化供给。比如，一些中介机构将其调研报告分不同时间和详略文本，向不同对象发布，造成信息不对称，进而为不同对象的买卖时点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这种非对称性信息服务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的影响与伤害往往更大、更直接，并由此构成了对股市的短期扰动。
股市的内在风险还有很多，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但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为市场参与者，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在博弈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所处的位置也不尽一致，因此对市场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由此触发的市场风险也有很大差别。从主导性看，首先是上市公司，其次是各类机构，最后才是散户。而散户由于其投资偏好千差万别，不可能形成一股影响市场的合力，因此拿散户说事，其实是一种误导。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结果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以强凌弱，用竭泽而渔的方式进行财富掠夺，最后造成市场生态整体恶化，酿成巨大风险；还有一种是共生共荣，形成有合理投资预期的市场生态。就目前而言，特别要警惕的是前一种结果，那是一种危险的游戏，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制止。
除了内在风险，在观察股市风险构成时，还有两个外在因素，也会对股市造成局部系统性伤害，一个是舆论误导风险，还有一个是监管不当风险。
舆论误导风险主要是由媒体或其他机构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当而引发的市场风险。这种风险有些可能是由于不懂市场经济规律或不能公正地对待不同市场主体而造成的；有些却有可能是出于商业利益而故意操弄的。比如，将财经报道娱乐化，为吸引“眼球”，故意将极小概率事件极力放大、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以博取耸人听闻的效果；又如，有些传媒热衷于煽情，追“名人”、“洋人”，放“狠话”、“怪话”，操弄话语权，以谋求卖点；再如，有些证券机构及其代言人出于商业考虑，在不同时点对股市作诱导性评价，等等。
凡此种种，舆论误导风险，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占有舆论优势的利益相关方，为了一己的利益而影响舆论导向，在财经信息传播的系统、完整、对称、均衡性上有违“三公”原则，由此误导公众，并酿成人为的市场风险。其结果一是造成市场短期波动加大、效率降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减弱；二对投资者来说，则意味着投资成本上升、投资判断力降低，操作失误增加。在以信息为主导的虚拟市场中，这是一种容易酿成局部性系统风险的人为隐患。
至于监管风险，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监管不到位风险，比如对影响市场的主导性力量，如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对各类机构合法合规经营的监管是否到位，将直接影响市场的基础和整体质量，对券商等中介机构在对散户服务特别是风险提示方面的督导是否到位，也直接影响市场心态直至社会舆论；还有一个是监管不当风险，包括政策措施内容不当和出台时机不当的风险，也将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
观察中国股市风险，需要从结构上来把握，对风险的实际分布状态进行有效度量。可惜的是在本轮大跌之前，特别是当上证综指上摸4000点之后，各种恐高的声音再次响起。其中担忧风险激增，要求政府出面干预的人有两大理由：一是股指涨得太快、太高；二是新股民太多、太盲目、太冲动，甚至有媒体把民工入市也当作股市过热的证据来调侃。这难道是我们判断风险的依据？
更为奇怪的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居然有不少是吃过洋面包的专业人士与财经媒体，比如有媒体称，中国股民正在抢乘泰坦尼克号这艘冰海沉船，等等。这种用极具煽情色彩的语言不做量化分析的报道出自专业媒体，实在匪夷所思。
如果说股指背离基本面，涨得太快太过，有价值回归的要求、有市场调整的风险，这好理解；如果有些新股民缺乏必要的投资理财知识与风险防范意识，需要时时加以提醒和告知，这也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仅凭指数高低或股民开户多少来判断股市风险，那也太简单、太教条、太离谱了。
股市风险固然可以从指数上看出一二，但那只是表象，在这表象后面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各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风险，是信息不对称、信息缺损与信息操纵风险。而对于股市风险信息的误导，本身又是一大可笑又可悲的人为风险。
从宏观基本面和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的各项近期指标看，短期内都有喜人的业绩，也就是说短期内并没有哪些重大因素能够改变股指持续向上的牛市格局，令人担心的则是上述中长期缺陷如果得不到治理，有可能酿成市场未来风险。这是中国股市目前的基本状况。因此，唯股指是论，仅凭指数高低来评论股市风险大小，是非常粗糙的做法。
但愿本轮大跌付出的代价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在对股市风险的评价中，能够拿出有充分说服力的事实与量化指标来，而不是一叶障目，或者为了别有用心的商业目的，在那里忽悠人。
东南亚经济危机始末如何
97东南亚金融危机
东南亚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而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已经开始酝酿。当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1997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未偿还债务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发生了银行挤兑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并由此揭开了时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一） 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
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泰铢的暴跌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风潮迅速波及到整个东南亚市场。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为了帮助东南亚国家早日摆脱危机，国际社会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开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8月份又在东京举行了由IMF主持的有关对泰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会议。为了协助泰国走出困境，IMF等国际组织和包括中国及中国香港在内的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承诺向泰国提供17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面对泰国银行高达1万亿泰铢的呆账以及900亿美元的外债，国际社会的172亿美元贷款援助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泰国的经济、金融危机，但至少增强了泰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
(二)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主动贬值,香港股市暴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幅下滑,东南亚金融市场再度动荡.
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台币主动贬值，从经济上讲是竞争性贬值，从政治上讲是别有用心的政治预谋，它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并且在心理上进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机者再次将目光转向香港。为了维持港元联系汇率制，维护香港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稳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兑美元汇价也一度升至联系汇率制实施14年来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汇价和银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响下，受投机沽售力量冲击大幅滑落。
从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滑，恒生指数前后共计跌去3000点。10月23日，港股曾两度跌破1万点关口，恒生指数跌幅高达10.4%，亚太股市、欧美股市受其牵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已达到30%以上。由于东南亚与日本、美国和欧盟有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东南亚金融动荡对日美欧的对外贸易、投资、经济形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伤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27日，全球股市同时发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数日跌幅少则2%，高的竟达15%，其中纽约道·琼斯指数暴泻了554.26点，创下历史上最大的日跌点数。受此影响，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自1996年来首次跌破1万点，最低见到8775.88点，跌幅达13.7%。至此，与8月份最高点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几乎过半。
全球股市在经历了这次激烈调整之后，由于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看好，许多股市在大跌之后都有回升现象，亚洲市场也一度呈现出向好的趋势。可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再次将东南亚卷入了第三轮金融风波之中。
（三）11月20日，韩国金融再起风波，金融风潮袭卷韩国、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韩国许多大财团先后陷入了破产倒闭的绝境，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加上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影响，韩国经济负增长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进入11月，韩国金融形势继续急剧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圆汇价创新低。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圆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
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圆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风波的新热点。
进入12月份以后，在人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金融风暴渐趋平息之际，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12月15日，韩国宣布韩圆自由浮动。12月22日，美国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标准，截至9月底止，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1年内到期的短期货款，而外汇储备不足又超出预想，致使当天韩圆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圆已经贬值了54.8%；当日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东南亚及韩国金融风潮对于日本经济及金融无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大幅萎缩，银行呆账、坏账剧增。1997年以来，证券公司违规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证券公司相继爆出行贿黑社会的丑闻。进入11月，又连续发生了日本第10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和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倒闭事件。大型金融机构的连续倒闭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日元与美元汇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关。由于日本经济基础良好，外汇储备充裕，不会像泰国、韩国那样全面爆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但是，日本金融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却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进入1998年，亚洲汇市和股市连连走低，全球金融市场依旧跌宕不已，亚洲金融危机仍在持续
新年伊始，由于市场信心危机，亚洲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行情继续双双下跌：1月5日，泰国汇率首次跌破50铢兑1美元大关，创历史最低记录，也是泰国自1997年7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泰铢汇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韩圆则由199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695兑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韩圆兑1美元；印尼盾与美元的汇价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兑1美元大关，日跌幅达6%。1月7日，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34.8日元，创下近6年来的最低点，日经指数也跌破15000点大关，1月9日，纽约道·琼斯指数急挫222.2点，跌幅达2.85%，欧洲主要股市纷纷告跌。1月12日亚洲股市再次出现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别下跌了104.51点和773.58点，跌幅为8.88%和8.70%，泰国股市、汇市也再创历史新低。
（五）危机的严重后果
（1）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新元，分别贬值39%、36%、72%和61%。
（2）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
（3）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
（4）受东南亚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
（5）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97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一是进口增长过快，出口上升缓慢，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贬值，资金外流，外汇储备锐减；三是金融机构经营困难，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四是利率上升，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经济下滑。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远非墨西哥金融危机所可比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前后两次震荡全球的金融危机居然都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部分“龙”“虎”国发生，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探索这两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从表面看，这些国家发生金融风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国际投机资本肆意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其突出表现：
一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跨国资本从1990年的4400亿美元增至1999年15700亿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跨国股票和债券累计额占有GDP的比重超过了100%，美国就高达10万亿美元。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国外汇交易急剧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复计算，国际外汇交易的日交易额从1880亿美元猛增至12000亿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场波动更为剧烈。集中表现于利率波动和汇率变动大。1993——1996年，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动幅度高达3%。1991——1999年3月，日元汇率变动幅度高达70%，美元、马克、加拿大元的汇率变动幅度也达20%～30%。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加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表现之一是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的东亚和拉美国家。1991——1996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引进的外资净额从1000亿美元增至30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从440亿美元增至2400亿美元，东亚从19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墨西哥和泰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流入的规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债余额854亿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国际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泰国1996年9月外债余额771亿美元，占GDP的45%，另有国际直接投资200亿美元。外资大规模流入东亚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带来了技术和市场，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不同。发达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高，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短期资本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这就给利用利率差和汇率差赚取收益的国际金融投机商以机会。事实上，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也不乏专门的国际金融炒家。据海外舆论报道，1997年5月泰国汇率开始贬值后，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就在泰国外汇市场投放了60亿美元，进行外汇炒作，把泰铢逼上绝路。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不稳时，此人利用英镑汇率的变动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赚取了1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但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原因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外资流动的控制，大量引进外资是否对头？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来自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杠杆。在当代，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引进外资作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东亚和拉美国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国家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积极态度对待外资，并有效利用了国际资本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国际金融投机商利用的机会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他们发现的。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比较稳定，他们就没有投机的机会。换句话说，是他们看准了一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场的动荡机会来发财的。例如，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最先感觉到危机威胁从而转移资本的是本国居民。当时，墨国居民得知出口增长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外汇储备减少，本国货币将贬值，从而大量购入美元，加速外汇储备减少，引起汇率波动，然后，外资才开始抽逃。可见，发生金融危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系统出了问题，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投机商只起了一种外部推动作用。
（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过快。
应当肯定，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松银行业务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开放证券市场，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对外扩张，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担是，把其中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准确的。当然，如果这些国家继续实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场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机商也无计可施，危机自然不会发生。但国际资本不是随意流动的，其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国际资本投资者手中的钱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和经济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金融开放后，经济高速度增长，资本收益率也高，外资流入增加是自然现象。但是，外资大量进出和金融投机商得手不能归罪于经济金融的开放，而应从受资国的内部因素寻找原因。墨西哥、泰国等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国际化，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构成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必然，而它们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要求的下述种种脱节之处，才是金融危机生成的原因。
经济政策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大的条件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仍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反映滞后。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870亿美元，在汇率没有反映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但是当时的墨西哥政府面对比索高估迟迟不采取适时贬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贸逆差逐年扩大，给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同时，当时的墨西哥政府为了治理通胀，提高国内储蓄率，吸收外资以支持进口商品的外汇需求，实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实际利率高达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达14%左右，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利率，而国内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比这还高。这种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业无法承受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又使墨西哥对外支付高额利息，造成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加大。
又如泰国，长期实行泰铢与美元联系汇率制，14年来，一直保持在25铢左右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当美元升值时，泰铢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随之升值，出中竞争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泰铢对日元也不断升值，成为进口增长过快和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国际收支恶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体制不适应对外开放。一国经济开放之后，外资流入增加，本应加强金融体制建设。但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对金融市场开放的准备不充分，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足，监管措施和机构不完备，盲目向外资开放。例如，在本国银行体系风险过大的情况下，泰国主动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贷款，为房地产投资热火上浇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导致本币和外币的频繁交易，采用中央银行控制汇率的方法与巨额外汇交易相矛盾，当资本外流增大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本币贬值受到压力。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泰国在一个月内就动用了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给国际金融投机商炒作外汇以可乘之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银行曾经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企图把比索兑美元的比价稳定在政府设置的指标范围内，结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势，外汇储备锐减到无法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60亿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这些事实说明，政府行为与市场对抗，难以成功。只有适应市场规律，实行浮动汇率才是出路。
1、金融体系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只是金融动荡的表层原因。长期资本市场建设滞后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才是深层次原因。具体包括：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中长期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资金，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投向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1/4是消费性贷款，1/4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银行坏帐增加。据世界银行断定，1996年泰国放款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其贷款规模的10%，达155亿美元，1997年银行的坏账相当于泰国GDP的9%。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发达，外资多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1994年进入墨西哥的700多亿美元外资中，3/4属于短期证券资本，美国互助基金一类的短期投资比重很大，其中进入股市的有330多亿美元。1995年流入泰国的6466亿泰铢外资中，直接投资仅上中5.5%，商业银行贷款占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贷款，投机性和流动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铢存款和证券投资占30.7%。由于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瘫痪，本币贬值，是不足为怪的。
2、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产业结构调整片面迎合外资投向，不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而且过分集中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二是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能力较低，国内科技水平不高，对进口技术和设备的依赖过大。三是劳动成本上升过快，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际竞争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国际收支巨额逆差，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国的出口产业面对来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低成本同类产品的竞争，未能升级换代，以致竞争力减弱，出口增长缓慢，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两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贸逆差占GDP的比例分别接近和超过了8%，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推动因素。
3、贻误时机，调整不及时。当出现金融动荡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及时调整，以致贻误时机，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968—1988年墨西哥先后有4届总统因经济危机而下台。1994年西方经济复苏，利率随之上扬，加上当时墨西哥政局不稳，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抽走资金，货币危机苗头已经出现。此时，本应果断采取调整措施，但当时的萨利纳斯总统为了赢得年底的总统选举连任，不但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改革汇制，反而动用了上百亿美元的国际储备弥补亏空，极力制造繁荣假象。结果等到当年12月1日新总统塞迪略就职时，国库剩下的国际储备已经不多，12月19日晚遂决定通过比索一次性贬值15%，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阻止资金外流，稳定外汇市场，结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汇价暴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7年2月，泰国金融形势开始恶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5月，泰铢贬值到14年的最低点，政府仍坚持对汇率的控制。对应该倒闭的金融机构，政府仍实行注资的做法，白白花费了大量资金。7月，被迫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后，泰铢继续贬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但政府仍背着多年经济高速度增长和“虎”国的美誉包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犹豫不决，以致矛盾越积越多，一发难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国等政局不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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